1949年6月，上海天蟾舞台，陈毅面对一批尚未离沪的国民政府干部，没有摆出胜利者的姿态，而是先谈他们最关心的问题：上海解放后，旧政府人员究竟会受到怎样的处置。
当时的上海，战事虽然结束，城市却远没有安稳下来。金融、交通、警务、工商业和基层行政，都需要尽快恢复运转。留在城内的国民党机关人员数量庞大，单是原警察系统就有一万六千五百人左右。对新政权而言，这既是一笔现成的人力资源，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安全考验。
陈毅在讲话中把政策说得很明白：“不要担心共产党会不会追究你们的责任。”他还表示，对于愿意悔改、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，不能简单推开，更不会无原则地以暴制暴。话说得直白，目的也很实际，就是让那些处于观望状态的人员先稳定下来，不因恐惧而逃散，更不因慌乱破坏城市秩序。
这场讲话并不是单纯的安抚。解放军接管上海后，军管会很快对原国民政府人员展开登记、审查和分类。有人愿意留下工作，有人对新政权抱有抵触，也有人确实参加过迫害群众、破坏接管或策划暴乱。三种情况混在一起，若一律留用，安全无从保证；若一律清除，城市运转又会立刻陷入困难。
陈毅采取的办法，是把政治态度与具体行为分开处理。愿意接受改造、具备工作能力的人，可以经过审查后继续任职；思想顽固但没有严重罪行的人，送入学习班接受教育；真正参与特务活动、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的人，则要依法惩处。
有意思的是，政策一经传开，部分已经逃离上海的旧警察又陆续回来报到。他们知道，新政权并没有把“旧身份”本身当成死罪，关键要看个人在接管前后的行为。这种安排，使警察、交通、消防等部门没有因人员突然断层而完全瘫痪。
但宽大不等于放任。
上海警察队伍成分复杂，既有普通警员，也有侦缉、特务和负责镇压的骨干。李士英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后，发现仅靠初步登记远远不够，便组织力量继续甄别。经过进一步审查，四百多人被列为思想顽固或政治上不可靠的重点对象。
部下把这份名单送到陈毅面前时，曾提出一个尖锐问题：“这四百多人，要杀多少？”
这句话背后，是当时极其现实的压力。上海刚刚解放，敌特活动并未停止，社会上也存在抢劫、造谣、破坏金融秩序等问题。若处置过轻，可能留下隐患；若动辄杀人，又会把大量可以争取的人推向对立面。
陈毅没有批准大规模处决。他要求继续查清每个人的罪行，把“反对新政权的思想”与“已经实施的严重犯罪”区别开来。最终，真正被判处死刑的只是其中五十多人。这些人不是因为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任职而获罪，而是被认定犯有严重罪行，并对人民政权构成现实威胁。
其余人员的处理也没有简单归为“无罪释放”。他们当中不少人确实不愿接受改造，只是留恋旧制度，或不愿在新政权中继续工作。军管会按照情况给予路费，让他们返回原籍。这样既避免把顽固人员强行留在关键岗位，也没有把一般性的政治抵触扩大成血腥清洗。
消息传到北京后，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了解了上海的处理情况。陈毅所采取的尺度，引起关注，并非因为他没有执行政策，而是因为上海人员数量太大，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全城。毛泽东随后明确表示：“能用则用，能转则转，尽量少作处决，保卫好新上海。”
这句话为上海的留用政策定下了方向。经过审查和调整，原国民党警察系统中约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员被留下，人数超过一万四千人。标题中所说的“一点四万国民党干部”，主要就是指这批经过甄别后继续服务于新政权的旧有工作人员。
留用并不意味着照旧办事。公安机关对他们重新编组，进行政治教育和纪律训练，关键岗位也由人民解放军干部和可靠人员掌握。旧警察熟悉街巷、人口和治安事务，新政权则掌握组织、制度和监督。两者结合，才使上海没有因政权更替而出现长期失序。
赵祖康后来回忆，陈毅初到上海时曾对旧政府人员说：“我们是可以合作得很好的。”对那些愿意放下旧立场、接受新安排的人来说，这句话确实提供了另一种选择。上海接管中的许多细节，也由此留下了不同于简单清算的历史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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